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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水怀着心中的疑惑，离京南下，跟随谢迁的队伍踏上了去江南的路途。
朝中的大臣们几乎没人关注太子多久没有露面，皇帝都不上朝了，几乎所有朝政都归属于内阁以及各部，权力也意味着责任，他们自己各自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，谁还有闲心关注太子的事情。
原先京官地方官都有明确的职责划分，只是百多年下来，许多规则早就形同虚设，就那点微薄的俸禄，别说为朝廷办事，能不饿死就算命大了。
官场既有朱元璋当年亲自制定的明规则，也有各种实际通行的潜规则，明规则大家都无视也就法不责众，可是潜规则触犯了，那才是寸步难行，丢官罢职都有可能。
尽管正式的制度改革要等谢迁几年后进行，曾凡也不介意先做些前期工作，为后面的改革消除一些障碍，让官员们提前有些心理准备。
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仿照后宫机构的改革，曾凡示意吏部对京官的考核制度做出了调整，皇权下放，官员们的权责重新划分也是应有之义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
这次调整要结合实际情况，增强可行性，规定哪些必须做到，哪些严厉禁止，触犯了如何处罚等等。
当然不能既让马儿跑，又让马儿不吃草，那是纯粹难为人，曾凡没有朱元璋那么蛮不讲理，新规定也大幅度上调了官员的薪俸和各种福利待遇。
大明最不缺乏的就是各种贪官污吏，曾凡有意念场的存在，各家的账本比他们本人还清楚，挨个的清理抄没一遍，足够给全国官员开上几年工资了。
双管齐下，整个京城的官场环境为之一清，外地官员进京后，顿时感觉好过了许多，再也不需要送什么门包，冰敬炭敬，各种孝敬，花费大为节省，各衙门办事的效率也大为提升，上下官吏态度也完全大变样。
庸人和能人大多都是相对而言，放到正确的位置，有好的制度坚持执行，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能人，都能发挥正面的作用。
在他的意念场和新的考核规则双重作用下，当然也少不了接连查抄的一个个贪官污吏的震慑，京官们都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，一个个都变得兢兢业业起来。
督察院门口每天都排满了等待自首的队伍，这也是与京官的考核规则一同下发的自首规则，官吏无论多严重的罪行，只要自首坦白都会减轻一等，如果只是根据过去的潜规则行事，罪行不严重，全部坦白后，可以缴纳罚金不咎既往。
当然，如果避重就轻，企图蒙混过关，那就罪加一等，正好蒙古那边正在建设的卫所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，过去义务烧窑或者砸石头吧！
兀良哈三卫主要领地都在辽东，他们的实力得到加强，对大明更加忠心，曾凡让内阁拟定政策有计划的移民辽东。
内地人口过多，土地产出能力难以供养那么多人，偏偏土地的收成又被国家、地主、层层官吏大量收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衣不蔽体，好年景还能凑合活下去，一旦遇到灾荒往往就是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。
直接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太激进，容易引发反弹，可以先尝试将那些无地农民迁到关外，开荒种地，建立城池，慢慢的发展起来。
这时候的女真人还分散为多个小部落，在深山老林里面狩猎挖人参，众多部落各过各的不成气候，移民几百万过去，让他们那点人继续保留优良传统也不错。
以后组建西征队伍，可以挑选精锐组成先锋部队，发挥他们敢打敢拼的特长，为华国开疆拓土，一样会过上好日子，总比进入中原后带着整个国家一起堕落强得多。
对于曾凡安排的任务，内阁官员当然不会反对，反而会各尽所能的拾遗补缺，将计划考虑的更周密，便于实际执行。
后世的史籍记载，再过几年，北直隶就会爆发刘六刘七起义，短短时间就聚集起数万人马响应，纵横南直隶、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数个省份，朝廷花费数年时间才勉强平定下来，普通平民死伤不计其数。
这次起义的根源就是朝廷的养马政策。
为保证明军边马的供应，自明朝建国以来，朝廷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。
马户的徭役负担极其沉重，为保证养好马要付出很大代价，不仅耽误农业生产，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，还要赔偿损失，农民为此卖田产、鬻男女的不在少数，当时有人形容为“江南之患粮为最，河北之患马为最”。
河北临近京师，正是厂卫特务、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，加上土地兼并剧烈，剥削压迫十分残酷，本来就是人多地少，养马的政策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，还有酷吏盘剥，典型是官逼民反。
基本解除了北疆的边患威胁后，不合时宜的马政最先被废除掉，但是人多地少的根本问题不解决，也是巨大的隐患。
曾凡提议的移民辽东计划，正好先在河北、山东等地施行起来，距离比较近，可以减轻移民路上、到了之后的安置费用。
两省有大量无地农民，都是天然的移民人口，去了可以每户分给百亩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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